一个被精心设计的、风险被尽可能控制的、甚至可以说是“安全”的缓冲。
药物确保了母亲不会在过程中醒来(第一次),监控确保了父亲可以在事态失控时介入(虽然从未介入过),频繁的“值夜班”确保了独处机会的持续供给。
这个男人用他作为医生的专业素养和作为绿帽癖的变态渴望,为儿子铺了一条通往母亲身体的道路。
然后躲在暗处,看着儿子走上这条路。
一边自慰,一边看。
鄙夷和感激这两种完全矛盾的情绪在胸腔里撞击、纠缠、融合,最终形成了一种无法被简单归类的复杂感受,像是两种不相容的液体被强行混合在一起,既不是A也不是B,而是一种全新的、只属于这个特定情境的、没有先例可循的东西。
厨房里,顾雪晴的声音再次飘了过来:“小墨,去叫你爸洗手吃饭了。”
停顿了一秒。
“等等,你爸回来了吗?我好像听到他说话了。”
“回来了,妈。”林墨朝厨房的方向回了一句,声音平稳到不可思议,像是刚才的对话从未发生过。“我们在客厅聊天呢。”
“哦,那正好,饭好了,你们洗洗手过来吧。”
“好。”
林墨的目光从厨房方向收回来,重新落在父亲身上。
两个人对视了大约三秒。
三秒之后,林墨开口了。
声音不大,但每一个字都清晰、确定、不容置疑。
“所以你希望我怎么做?”
这个问题的措辞很有意思。
不是“你想要什么”。
不是“你打算怎么办”。
是“你希望我怎么做”。
主语是“我”。
这个“我”意味着:无论你的回答是什么,最终的决定权在我手里,你可以提出你的希望,但执行与否、如何执行、在什么范围内执行,由我来定。
一个十八岁的儿子,对四十岁的父亲,用了这样一种居高临下的、近乎施舍的语气。
因为在这张茶几两侧的权力天平上,重心早已不可逆转地倾斜了。
一边是一个阳痿的、依赖偷窥来获取性快感的、连自慰都只能达到六七成硬度的男人。
另一边是一个拥有二十三厘米粗长肉棒的、让母亲在床上叫“老公”的、正在将手伸向小姨的年轻雄性。
谁有资格问“你希望我怎么做”,谁只能回答“我希望你”,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对话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了。
林建国显然也感受到了这种权力关系的倾斜。
坐姿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:上半身微微前倾了大约两到三度,双手从腹部移到了膝盖上,手指抓着膝盖上的裤料,指尖用力到面料出现了细微的褶皱。
这是一个请求者的姿态。
不是跪着的请求,但在精神层面上,和跪着没有本质区别。
“继续。”
一个字。
不对,两个字。
说完之后,停了一下,像是在确认这两个字是否足够,然后又补充了四个字。
“我不会阻止。”
六个字了。